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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章 抬会之筚路蓝缕

张小寒有些失望,这哪里是抬会啊?孙大有所扮演的这不就是个掮客吗,凭着稳定的人际关系网,一边抓着有钱的一边找借钱的,利用净息差赚钱。

孙大有拿起炕边放着的良友,抽出一支递给张小寒说:“兄弟,今儿晚上别走了。哥哥打算跟你痛说革命家史,你听听吧。”

“中,那可好。大哥愿意教我,我求之不得啊。”张小寒说。

重新放上炕桌,摆上酒菜。两个人是边喝边聊。

“咱们庄稼人苦啊!看天吃饭土里刨食熬到死,一点亮也看不见。两条金光大道:最好的是好好学习,考上校户口能变商品粮;二是当兵往死里干,盼着国家给个分配。学习我不中,脑袋都挤破了才当了兵,结果还灰溜溜的让部队轰回来了。面上我没事,心里我不服,就想着混出个人样子。可种地我真种下去,后来我看着世道活分点,就打算做买卖。可我家穷,妈早死了,爸地震砸瘸了腿,腰还受了伤啥也干不了。底下还俩兄弟,一家四口四个光棍,呵呵。眼看着家不成家,我不豁出去不中啊。”孙大有抽了一口烟,又大口的吐了出来,吐得是烟气也是郁气。“那时候借钱谁借给我啊!没法我想起我在部队参加的抬会来,就试着弄弄,刚开始是连哄再骗糊弄了几个人,一毛钱两毛钱的,最小的一回会十几个人凑得会费还不够一块钱。就这样除了我,也没人敢拿钱,都是等着吃利息的。我早琢磨好了,拿了这个钱就够我坐票车买票的了,就从咱家里往市里倒腾东西。一开始我从河沟子弄鱼装水桶里,再坐上一百来里地的票车,跑唐山开滦矿上找煤黑子们卖或者换东西,除了车票就是个无本买卖。那时候市里人也困难啥都缺,也就是下矿井的煤黑子们有白面、酒啥的月定量。煤黑子挣的是卖命钱挣得也多,也敢花。慢慢的我在开滦也混熟了,有了主道户,我带的东西样儿也越来越多。长途票车上的那几个司机、买票的,我也都打点了好处。有时候我不用去,跟车上的一说,他们把东西捎过去还能给我送开滦去。这个买卖道儿算是让我跑成了!”孙大有端起酒碗慢慢品着酒,也咀嚼着从心底泛出的心酸。

《谷梁传·成公元年》:“古者有四民。有士民,有农民,有工民,有商民。即士农工商四民。”东晋范宁注:“农民,播殖耕稼者”,这是“农民”一词在国史上的出处。从这里看“农民”一词的含义是一种职业,而不是一种社会身份。两千年历史太久,只讲我天朝新政初立是的1958年正式实施的户口管理条例,它用强硬的行政手段以“二元结构”来管理户籍的体制。凡有城镇户口的(不管其从事何种职业)就是城市居民;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(不管其从事不从事农业)就是农民。这是一种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划分,因当时新政初立,国内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,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反对者、破坏者、意图颠覆者,用这种军事手段的粗暴简单来控制人口的流动。尽最大能力控制住了任何规模的人口流动,可以避除绝大部分的动荡与动乱,利于新政的平稳执行过度。

当时采用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因时期特殊不予置评,但随着这种户籍制度的实行,它的另一种特性的凸显,让我大天朝农民噩梦连连。因这种户籍管理制度,除了执行人口家庭的登记职能外,还与就业、医疗、住房等多项社会福利待遇紧密相关。在这里“农民”一词就从一种职业概念,悄悄地变成了一种社会身份。新政的政策还一直倾斜向工业,剪刀差不断被扩大。农村的血无偿的被抽到城市,致使农村羸弱,农民或无奈或隐忍或挣扎,为了活不得不在国家机器稍有缝隙,就义无反顾,甚至于铤而走险,为什么?多年以后会有人舔着脸满大街问“你幸福吗?”,可在这个年头的农民心中根本没有幸福这个概念。他们仅仅是为了吃口饭,为了穿件衣,为了有间屋,为了娶媳妇……,就这么简单!

“我这一跑出道儿,会里的就开始有人跟着跑。等都尝到了甜头,这时候的抬会,有时候我出的利息低了,就拿不到钱了。不过俗话说得好,活水水不臭。一来二去会费最多能到几十、几百块钱了。再接着我跑威海之后,咱们辛庄子往外跑的人也越来越多,买卖道儿也越来越宽阔。基本上开始都是几百块钱的会,再后来就开始有了千元会。这两年杨店子开翻砂厂的、南山县下海跑船的、垦丰挖池子养对虾的一多起来,直接跳过了万元会,一般的会都是十万起,百万的会我也开过几次。”孙大有讲到此是面有得色,一副盎然的成就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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