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一边听庆阳讲述，一边哭。

哪里是让他们去造船厂做工？纯粹是欺骗！他们到日本下船后，又辗转被运到长崎县崎户町一个煤矿上。煤矿是在一个小岛上，三面环水，一面和陆地连接，岛上有些小山，我们就住在山下那些像笼子一样的木板房里，里面终日不见阳光，非常潮湿，不久，大家浑身长满了疥疮。

在那里，一个叫“华人寮”的机构管理我们，每天上下班有持枪和拿棍棒的日本人押送。开始，是迫使他们由山下往山上扛石头，每块有六七十斤，来回一趟有三里多地，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扛二十趟，完不成就罚跑、打骂、不给饭吃，有时扛的块小了点，日本监工的凭眼一看说不能五十斤，这一趟就算白扛了。干这么重的活，每顿饭只给两碗稀粥喝，大家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吃这点东西不干活也受不了，可是还要往山上扛大石头，哪有力气？不少人常常扛着石头倒在山坡上。

扛了一个多月的石头，后来就让下矿井挖煤，这活比扛石头更艰苦，每天要在井下干十二个小时，每五人一组，有两个日本人看管，每天每组必须挖够十吨煤，完不成就不让上来。生活同样糟糕，每顿只给两个小窝头，是用豆饼和玉米面做的，又黑又硬，人们吃不饱，饿的晚上睡不着觉，就喝冷水充饥，有的偷偷跑到山上，采些野菜、树叶，或到海边捡海螺、烂鱼生吃。如果被敌发觉了，就遭到毒打。有一次，“华人寮”办公室的几个日本人吃西瓜，把瓜皮扔在不远的地方，几十个人去抢瓜皮吃，为此有三十多人遭到毒打。从住的地方去矿井的路上，经过一条铁路，因为火车运粮食，有时有一粒半粒的玉米或豆子掉在地上，人们每逢走到那里，常常仔细寻找，发现一个粒，也冒着挨打的危险，赶快拾起来放在嘴里。有一阶段，因为粮食供应不上，吃的更为紧张。日本人就给煮黑豆，每顿每人一把当饭吃，日本人把煮黑豆的汤子倒在臭沟里，不少人就用碗舀着喝。天天顿顿吃不饱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塞满肚子的也没有，饥饿难熬啊！就是这样还要在棍棒下每天干十二个小时，当然更没有节日、假日，每天在井下弄得浑身漆黑，人们连洗洗的力气也没有，时间不长，身上、脸上、衣服、被子都是黑的。说起来穿的更不用提了，从塘沽上船时，每人发了一身单衣，一年，就是那是身，天天干活都磨出了许多窟窿。吃的、穿的如此恶劣，干活那样劳累，还要经常遭受打骂。日本人都随身带着一根二尺多长的棍子，傻牛为“吃”就几次遭到毒打。

当时是这样：每天在井下劳动十二个小时，所谓中午饭是中午在井下吃，早晨的时候，就把中午的两个小窝头一并发给每个人，每人有一块手帕大小的破布，把带的窝头挎在腰间。敌人规定：带着的窝头必须中午在井下才能吃。可傻牛因为饭量大，饥饿难挨就偷偷的在早晨把中午的窝头吃了，开始敌人还不知道，后来下井前进行检查，他腰间的小包空着，被检查出来，当场挨了顿脚踢棍子打。为了一次吃掉这两个小窝头，傻牛想出一个办法，用木头做了两个木窝头，挎在腰间，可敌人的检查方法也变了，检查时逐个摸一摸小包，他又被检查出来，当然又遭到一顿毒打。再后来，傻牛又想出一个办法：用小刀把窝头里面挖着吃掉，再塞上些破套子什么的，敌人光摸就检查不出来了。可没几天，敌人又让把小包摊开来检查，他又一次挨了打。有一次，他病了，病号每顿只给一碗稀粥吃，他越病越重，最后饿死了。

随着庆阳的讲述，秀莲把傻牛的经历想像成了是王文武，她像是被寒风吹到了心里一样，抱紧了自己的胳膊。河里的水波泛着刺目的寒光。

“还有更残忍的呢。唉。”

“求求你，别说了。”

庆阳停下脚步，一下子把她揽在怀里。秀莲这时已经忍不住哭出了声音。庆阳用力抱住她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堵结实的墙壁。

秀莲靠着他，抽泣不止。她紧紧贴住他的身体，然后倒下去。玉米地遮掩了他们。

秀莲连说了几声：“让我死了吧？你让我死了吧。”

“让你死，让你马上死。”

“弄死我吧。”

“弄死你。”

之后，程秀莲没再说话。

她在哭。一直哭。